1964年10月，朱站長被州上抽調去參加社教工作隊了；接著胡書記也去參加縣委擴大會議。臨行前，他把老田、姚會計、我和小曾幾個干部叫到辦公室，說，我和朱站長暫時不會回來，站上的行政事務由小曾和程技術員負責。職工宿舍和保養車間都快竣工了，你們要團結一心，完成搬遷任務。……

小曾從此變了一副身負重任的凝重表情，也一本正經地召集我們幾個開過幾次會。每次開會，老田和姚會計都黑著臉，一言不發。我估計他倆認為，小曾才是個27級干部，憑什么由他發號施令？我認為小曾雖身兼出納、保管、文書等工作，但因為是站團支書才有此殊榮，站里其他三位黨員都是車長，正忙著秋翻。

因此，我還是頗有自知之明的，能感受到組織的信任，并積極配合小曾的工作。

老田不愧是老兵團人，干起工作來能顧全大局公而忘私。他在搬遷車床、柴油機、油罐等笨重設備時起到了主導作用。

職工宿舍竣工了，我草擬了一份“家屬宿舍和單身職工宿舍的分房方案”，在小曾召開的會議上提出來討論，他們三人難得一致地表示贊同。正巧朱站長回來，路遇時我興沖沖地向他匯報此事。誰知他給我兜頭潑了一盆涼水！說，單身職工都住地窩子。我楞住了，問，為什么呢？他臉色蒼白，不容置疑地輕聲重復說，單身職工都住地窩子！

我本來還想對他說，政府春天就撥款給我站建職工宿舍，現在建好了，為什么不讓單身職工搬新居呢？建站兩年了，為什么還要單身職工繼續睡麥草鋪地的地鋪呢？——朱站長無視群眾的利益，把毛澤東的“群眾是真正的英雄”當做耳旁風；他只信奉上級，上級可以讓他這位技術員當上農技站的副站長，也可以讓王站長成為YQ分子去LJ農場！

后來知道，朱站長那次來去匆匆，是回來處理自家喂的三頭牛和十幾只雞的。社教運動有新規定，私人不得喂牛羊，每家只能喂4只雞，否則要受紀律處分。朱站長和胡書記家里都有三、四頭牛和十多只雞，都喂了幾年了。——上級的命令豈敢不服從？至于群眾的呼聲那是無所謂的！怪不得他從不去職工食堂看看伙食怎樣？也從不去看看集體宿舍還是鋪著麥草的地鋪！

朱站長所說的地窩子，是公社基建隊在我站施工時搭建的簡易集體宿舍：在地面以下挖約兩米深的坑，寬約三米，長約六米；房頂用杉木作檁條，再鋪上樹枝秸稈；最后再在上面抹一層草泥。它比一般房屋昏暗，潮濕。地上鋪著麥草當床鋪，可睡二三十人。它建在哈爾布呼水渠由西向北拐角的附近。

朱站長走后，我想，“讓單身職工都住地窩子”只代表他個人的意見；而“家屬宿舍和單身職工宿舍的分房方案”是通過會議討論決定的。于是，我把《分房方案》張貼公布，受到全站職工一致擁護，無論是家屬還是單身職工，都興高采烈地按規定遷入新居，竟無一人提出異議！單身職工還自己動手，鋸木解板，制作木床，四個人一間，皆大歡喜。全站職工搬遷新居如同過節一般熱鬧。——只是誰也不知道這出喜劇是我導演的。

朱站長此后竟再沒見回來過，他在州上連續參加了兩期社教后，調到M公社、后又調到A公社任副社長（革委會副主任）了。直到1970年代末，我被任命為A公社農機站副站長，又成了他的部下，我在那時的回憶錄里有記一段記載：

“1978年A公社農機站進行年終總結時，各機耕隊提出存在的問題是:四機隊因于隊長調任小修廠廠長，隊長空缺；五機隊沒有財權；小修廠集體所有制職工要求增資；對機耕隊人員工日分值低于社員收入不滿等等。一年到頭難得跟農機人員見面的公社朱副主任兼站長，臉色蒼白，帶著助聽器，他不容分辯的答復是：調一名不懂機務的人當四機隊隊長；五機隊的財權要征得大隊的同意（1）；不同意小修廠集體所有制職工漲薪（2）；對各機耕隊的年終分配方案批復工日分值都是一元左右，而生產隊大多為一元五左右（3）。——我特地實錄在此，作為‘外行領導內行’加‘長官意志’的見證。”

胡書記參加縣委擴大會議幾個月，竟然也只回來過一次，也是匆匆回來處理自家喂的四頭牛和一二十只雞的。

注：

（1）按規定，當時各機耕隊的財權都是獨立自主的。

（2）當時小修廠的原縣拖拉機站（國營）職工按政策漲薪了。

（3）當時A公社基本實現了機耕、機播、機械收割，每年糧食總產600多萬斤，農機人員是主力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