時針撥回到五十年前。1974年的4月20日，我人生的一個重要節點，從學生變身為插隊知青。那天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。

雞叫三遍后，屋頂的瓦縫逐漸鉆進亮光，該起床了。奶奶在燒稀飯，父親在深山溝里的水庫工地上沒有回來，母親要9點左右才能下班，我獨自準備離家的行裝。把棉被折成豆腐塊，外面包上塑料薄膜，用嶄新的背包帶三橫兩豎捆好，再塞上一雙舊解放鞋。一個搪瓷臉盆用網兜兜住，里面放著茶缸、毛巾、牙膏、牙刷，加上板刷、鞋刷，鋼筆、墨水、筆記本等日常生活用品。一個草綠色挎包，裝了毛選四卷合訂本和幾件舊衣服，再加一把雨傘，下鄉的全部家當準備完畢。

我下放的地點在離縣城40多里地的中村公社，5天前縣知青辦領導在城鎮應屆畢業生學習班上宣布的。對當農民，思想準備可謂充分。知識青年到農村去，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是主席的號召；當時的政策也別無選擇，除了獨生子女外，下放是所有城鎮戶口的中學畢業生的唯一去向。雖說是城鎮戶口，但縣城很小，沒有城鄉邊際，我家住南門，出門就是農田，對農村不陌生。加上家里只有人均10元的經濟收入，生活水平同農民差距也不大。在勞動方面從初中起就經受了多種磨練：上學時冒著瓢潑大雨采過春茶，頂著炎炎烈日割過早稻，披著皎潔月光給豆田噴藥，踩著遍地銀霜學農助秋收。在家里山邊地角種過菜，十里之外砍過柴，分得清韭菜和麥苗，肩能挑手也能提，就是不會燒飯洗衣。我們同學中的大部分人不懼怕下放，當高中畢業半年后還沒有消息時，曾聯名寫信給縣委，并找到分管常委，要求盡早批準我們插隊落戶，此信還在縣廣播站播出。我和幾位同學還曾自己跑到公社，大隊聯系，要求接受我們提前插隊落戶，只是他們表示要聽從縣里統一安排里沒成行。這一天終于是等到了。

吃過早飯，伴著隱約傳來的鞭炮鑼鼓聲，我背著背包和挎包，提著網兜，獨自出發了。按要求先到家長的所在單位或上級單位集中，由單位送到車站。我父母的上級單位是飲食服務公司，在那兒和其他知青一道戴上大紅花，在單位代表敲鑼打鼓、鳴放鞭炮的護送下，來到位于南門的汽車站。小山城很快就沸騰起來，送子女送同學送朋友送鄰居的，還有不少看熱鬧的，將車站擠得水泄不通。回想畢業后熬過的9個月等待，雖心存忐忑，但已不那么激動。


上午8點左右，披紅掛花的知青專車在鞭炮和鑼鼓聲中離開縣城。到三叉路口，兩輛專車沿205國道分走南北兩個方向，我們的車一路向北。這次下放中村公社的共20名知青，有部分家長隨車送行，將一輛大客車擠得滿滿當當。當客車停靠在中村公社所在地張村大隊時，公社黨委書記、副書記等領導領著部分大隊干部和老知青代表把我們接到公社。在公社禮堂里召開了歡迎大會，全體知青和樹范、新建兩個大隊的大隊干部和部分社員代表以及60年代下放的老知青代表參加了會議。汪祚堯書記致歡迎詞，汪憶勤代表知青發了言。黨委委員張丁富宣布了插隊名單。20名知青分別安置在樹范大隊和新建大隊，其中樹范大隊12名，新建大隊8名，我落戶在新建大隊第二生產隊。

參會人員共進午餐后，老天驟然變臉，大雨如注，但這擋不住我們要走的路。支書方國鴻帶著大隊和生產隊干部，戴著笠帽，披著蓑衣，挑著行李，說著我一句也聽不懂的新安江方言，把我們接到了大隊，安排住進兩位生產隊長的家里，一家四個，男女各半。我的房東是二隊隊長方樹炎，他騰出了一半的住房，兩個女知青住樓上，我和另一個男知青住樓下左側房間。晚上大隊召開歡迎會，拿出自己種的茶和花生招待我們。支書介紹了新建大隊的基本情況：新安江建水庫時響應號召從淳安移來開化，現有200多人口，分成兩個小隊，一個林牧場，共有200多畝田和地，基本上沒有山林，只有茶葉和蠶桑等少量特產。

伴著風和雨，全新的生活開始了。